伴隨著《關于規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管理的通知》(92號文)、《財政部關于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范發展的實施意見》(10號文)兩個文件的疊加作用，財政部PPP管理庫中項目的增速基本只能維持到2%。當前A方陣參與水環境治理的主要途徑(PPP)越來越狹窄，即便對三峽也意味著市場空間的局限。PPP空間的逐漸變小，給 “外來的和尚” 包括非屬地的投資運營公司、建筑公司等參與水環境治理也帶來挑戰。

專項債又有怎樣的表現呢?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拋出“工具箱”：“我們這幾年沒有采取短期強刺激的政策，可以說運用政策的回旋余地還比較大，我們工具箱里的工具還比較多。”近兩年發專項債的速度非常快，對于地方平臺公司尤其市級平臺公司而言是一個機會，他們可以獲得資本金以后去銀行融資來做項目。

左圖可以看到，環保專項債的比例還是比較高的。在某種程度上專項債對工程公司和設備公司可謂久旱逢甘霖。右圖比較有意思，因專項債也要求有回報機制，導致專項債使有錢的人更有錢。專項債額度排名前三的省份是廣東、山東、江蘇，占比22%;后三名是海南、新疆、廣西，占比6%。另外，因為專項債也需要有回報模式，它與PPP的沖突恰恰在此。PPP要求捆綁運營性收費，需要有運營的收入，這與專項債項目來源一樣，地方由此會更傾向于選擇平臺模式，而目前沒有看到專項債成功應用于PPP的項目。總之專項債對PPP的擠出效應至今沒有解決。

昨天傅老師(相關閱讀請點擊：傅濤：時代變局下的水業未來)和李力總(相關閱讀請點擊：北控水務李力：環境產業升級發展的思考和探索)都談到這個問題——平臺型企業近年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上圖非常明顯的體現了平臺型國企和社會資本之間此消彼長的關系。從今年來看，這一現象并沒有緩解，反而更加擴大了。

幾天前我們傳播中心統計了24家省級平臺公司(相關閱讀請點擊：24家省級“環保類”集團橫空出世，偶然or必然？)(實際還有部分平臺公司沒有在我們統計范圍內)，文章產生了很大的反響。統計在內的24家省級平臺公司中，在2010年和2016年這兩個時間點成立的省級平臺公司數量較多，這是什么原因呢?這與2008年到2010年是"四萬億"刺激的時間點，以及2015年和2016年是財政部整頓地方負債的時間點相重合。由于對地方政府債務控制，國家出了很多規則，省級政府發現一些地方事權范圍內的事情，在各種嚴控債務的規則下無法完成，因此就成立省級平臺公司來解決問題。按照這樣的初衷，我們的平臺公司更多了。另外，成立省級平臺公司往往與其主管廳局有很大的關系。比如統計結果顯示平臺公司50%是與水利部和下面的水利廳或者水務局有關聯，這些平臺公司主營業務一定是他的主管部門優勢領域相關。比如村鎮供水、原水業務，也包括農村環境等，水務局、水利局、環保局和住建局都有一定的話語權。還有37%的省平臺公司是環保部門發起的，比如廣西環保集團、江蘇環保集團，但實際交流中發現，這些平臺公司的重資產業務很難布局。因為住建系統的資產(如污水處理廠)都在各市，而環保局部門所管轄的業務中，以工業危廢治理、三廢治理或是環境監測為主，這些領域很難用重資產的模式來開展。這些環保廳下屬的環保集團，他們的主戰場不太有利于他們資產的發揮，部分在農村環境治理上有一定作用。比如去年年底中央電視臺采訪了我談對重慶環保集團的看法(請點擊：央視新聞深度調查：重慶環投模式能否破解農村污水難題)，他就是靠重慶市環保廳及市政府直接協調，將村鎮污水直接劃轉到他的名下，進行統一的資產融資、投資、建設、運營，這個就來自于環保廳的作用。我們的文章是希望幫助大家識別與這樣的平臺如何競爭或者合作，或者成為你的甲方，一定要去分辨他發起的部門和他未來的業務走向。網上某些自媒體關于這類平臺型企業發起的評論寫得很恐怖，要一統天下把所有環保項目一掃而空，其實這些具體要分析去看。分散到各地市的市場競爭博弈是很激烈的，即便只是國企之間的博弈也是非常激烈的，不是上面領導吩咐一下就直接能統收的;同時還是要去分析他上級的主管部門，他的主管部門能給他什么最大的支持，往往這些平臺的優勢在于他的主管部門的主管范圍。

當然，在水環境領域，由于PFI模式內在的核心邏輯，中央級、省級甚至市縣級平臺型國企，這幾年在水環境PPP項目中間有明顯的上升趨勢。我們看到五年前的野蠻人，東方園林這一類的民企在2019年的份額繼續明顯下降，A方陣也是在下降，誰在上升呢，就是國家級和省級的政策性平臺(即平臺型央企、平臺型國企)，這是平臺的特性和PFI本身的特性相互吻合的一個必然結果。

左圖體現了省級平臺公司做的項目類型，他們的業務不止涉及河道治理PPP，也涉及到特許經營業務，所以給A方陣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面對這些壓力，我們市政污水的增量在哪里呢?我們每年都在做水業十大影響力的評選(相關閱讀請點擊：從“十大影響力”上榜企業，看中國水業17年變遷)，也一直在發布市政污水處理能力市場化部分的總量增長趨勢圖。左圖中可以看出，2019年市政污水處理能力的新增量合計非常有限，這與我們統計年鑒的數據(右圖)是一致的。這幾年市政污水的增幅一部分來自河道治理捆綁污水廠，另一部分來自“水十條”壓力下帶來的新增規模，簡單的BOT項目相對較少。整體來看，市政污水的增幅速度呈下降趨勢，基本上在6-7%。從污水處理的規模里尋找增長空間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請點擊薛濤演講視頻：2019年度水務市場大數據盤點及十大影響力企業揭榜

環保行業是一個由政策驅動的領域，尤其是在城市區域，要完成各種環保的考核指標。地方政府的壓力以及建設需求來自中央部分的各種要求、督查以及各類政策、規劃中的管理指標要求。比如，我們一直要求完成污水處理率的指標，則更快各地都達到或將要達到污水處理率95%的目標。但實際上大家對污水處理這一指標存在諸多疑慮，因為，當前高污水處理率指標并沒有從本質上解決城市水環境問題。所以，要感謝“水十條”的發布，這是由環保部門發起的一個大行動，開啟了所謂的“效果時代”，也就是斷面考核。斷面考核不僅打開了新的需求，產生2~3萬億新的建設任務，并且斷面考核是一種長期的治理管控手段，是研究當前環保領域的商業模式以及技術趨勢的一個重要入手點。在我國的體制下，環保產業要依賴于中央的管控，地方政府才有行為的動機，進而才產生企業的商業機會。

2016年國家發布《“十三五”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監測網設置方案》的通知，確定了2767個國控斷面點位。2019年5月份，又發布了對《地級及以上城市國家地表水考核斷面水環境質量排名方案(試行)》，對當前地級及以上城市國家地標水考核斷面共2050個進行排名，并于當季首次發布了地級以上城市斷面水環境質量的排名，公布地表水質前三十名與后三十名的名單。這種方式，倒逼很多地方政府考慮廠-網-河的系統治理，以滿足真正效果達標的要求。當然這也會影響對企業技術選擇的策略，而且有時候在斷面壓力下也有選擇滿足迅速達標的路線。住建部提質增效和環保部斷面達標這兩個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2020年4月份，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這個文件是由生態環境部發起的，類似于“水十條”的發布，帶有強烈的“環保部”的色彩。事實上，這個文件叫做環境治理體系不如叫環境監管體系更貼切，因為環境治理體系非常龐雜，還應包括產權結構、財稅結構、價費機制、央地分割、政商界面、商業模式等一系列的問題。該文件重要性和亮點在于構建一個可持續、長期的、信息化以及公開透明的環境監管體系，而這樣一個監管體系需要后續一系列的文件來落實。因此，對于城市河斷面考核和監管，不是2020年環保部門檢查通過就結束了，未來會在多個細節持續有所要求(注，比如斷面監測點位還將在十四五期間翻一番)。

通過對長江、黃河流域斷面分布的數據可以看到，在監測體系中，湖北、四川、江西這些地方的點位分布較多。另外，習總書記要求保護黃河，產生了1~2萬億的商機，但實際上釋放難度較大，當前也沒有一個類似于長江大保護中的三峽集團這樣的央企來接手黃河保護的任務，所以面臨著極大的挑戰。總體來看，在流域的干流上一般不會出現地方政府的項目機會，但到二級、三級等支流上，以及城市的交界處斷面，如果斷面不達標，則會出現項目機會，特別是斷面責任所屬的地方政府的項目機會，甚至由于考核的壓力，還會出現項目模式的變化和創新。正如王凱軍老師所預言的一樣(相關閱讀請點擊：王凱軍：后黑臭河道時代水環境問題的系統思考)，即便是2020年底大考達標的城市，返臭的風險經常存在，“后黑時代”也將對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持續帶來機會。

編輯：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