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濤做客央視財經頻道《對話》節目。
 

　　從今年上半年開始，我國的很多城市已經或者說正在醞釀著新一輪的水價調整。參與到新一輪的水價調整的城市還不在少數，包括昆明、廣州、上海、南京等等。此外，國家發改委不止一次發文，要求規范各地的水價調整工作。在推動水價上漲的背后，到底有著什么樣的力量，什么樣的因素？在9月6日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的《對話》節目中，來自中國的一個特殊樣本城市的沈陽自來水公司總經理張國祥先生，與在場觀眾一同分析了水價的調整。

之所以沈陽是一個特殊的城市樣本，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水網總編傅濤認為，沈陽自來水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自來水公司，最大并非體現在供水量大以及水價高上，而具體體現為人最多。而人員的臃腫，必然影響企業的收入。

在其談到一份抽樣調查中顯示，自來水行業平均工資高出當地平均工資的20%，這較高的平均工資與臃腫的人員共同構成了企業的人員成本，此成本是自來水公司成本的最大難題之一。因為人多，顯出了“鍋底效應”，實際上最后的人員都聚集到了自來水公司。在公共服務之下，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約束自己的成本，就去盈利，那么就構成了“不道德的盈利”。
隨著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市場機制在其中發揮了基本的作用，在市場機制下，企業追求盈利講究成本，是很客觀的一件事情。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徐宗威副司長如是說。

張國祥也坦言，公用企業能有盈利的沖動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市場化以前，無論企業盈利還是虧損都將享受政府的補貼，因此沒有人把精力放到企業的運營管理上。

作為企業來說，它們有一種盈利的壓力，當然也有多盈利的沖動，但是用什么方法去盈利就涉及到道德與不道德之爭了，似乎有很多的專家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做法，比如企業報表的造假，管網的使用年限等等都做了手腳，所以他們會把這稱為一個“不道德的盈利沖動”。

自來水行業的壟斷性特點，決定了其在市場上的不可競爭性。消費者對于一般性商品具有選擇權，而對于公用事業，我們的政府是沒有選擇權的。因此這樣一個具有自然壟斷性的企業，它要有盈利就很有可能獲取超額利潤，獲取暴利，這就是消費者對漲價產生質疑的原因所在。而如何平衡這其間的利益，需要經受考驗的則就是政府了。

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的用水量也在增加，對于自來水公司來講，供水壓力依然存在。以沈陽市為例，每年都以5萬噸的增量在增加供水的需求，依舊虧損。而真正得以解決此問題的辦法有二，一個是漲價，一個是引入資本。

在對現場觀眾進行的調查中顯示，57.5%的人認為引入投資是較好的做法，21.9%的人選擇了通過漲價的方式解決虧損，20.5%的人認為還有不確定的因素。

站在贊同引入資本陣營中的，大岳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金永祥先生認為，要解決中國供水行業的問題，就必須進行產權制度的改革，所以選擇引入資本是一條有效的途徑。

傅濤對于這一問題的看法是，自來水公司僅僅是名義上的公司，它實際是政府在做公共服務的時一個助手，但是我們把它變成企業的原因是什么呢？實際上是想把我們一些效率低下的因素擠出去，所以我們引進了外資，引入了民營企業。實際上在整個水務行業中，對外資進入還是存在爭議的，但是我們對外資的管理、技術都還是贊同與認可的。

我們應該公平地看待外資進入中國水務領域，毫無疑問，它在改善水質，解決管網等等方面起到了自己的作用，關鍵在于我們該如何平衡企業的盈利需求與水作為一個特殊商品的公益性。

對于今天的沈陽自來水公司來說，它們在發展的十字路口上，還會遇到一些什么樣的困境呢？管網老化成為日漸突出的問題，給水改造需要投入巨額的資金，而10年未調水價，沈陽自來水公司連自身運營都困難重重，根本不可能再有新建設施的能力，老舊管網的改造只能成為一拖再拖的老大難問題，而與沈陽一樣，有著同樣困難的供水企業在全國許多城市也不在少數，公用企業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有著太過密切的聯系。如果企業的盈利沖動與公用事業的社會服務性，這對矛盾處理不得當，將會給社會帶來很多不安定的隱患。那么，在未來的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如何才能使公用企業進入良性的發展呢？

傅濤以澳門自來水公司的案例表達了他的看法，澳門自來水公司是我國的第一個供水特許經營項目。在這個項目中，資產并沒有進入價格，將原來有4億多的供水資產，讓一個澳門公司來經營，在能夠保證25年的完好性的條件下，政府把資產免費贈送給這個公司，該公司在到期后將資產返還給政府，或者給下一家經營者。由此資產的收益并未進入到價格，這樣公司得以輕裝上陣，雙方達成了默契的合作。其改革經驗也是值得國內供水行業借鑒的。

使得公用企業良好的發展，調整水價只是一個手段，而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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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姚森婧